第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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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生的信象投了一个石子在他的生活里,激起一阵水花,搅动了整个水面,然后又平静下去了。但是石子却沉在水底,永远留在那里,无法拿开。她以后还有信来,一个月至少要来三次信。信上话不多,不讲自己的生活情况,只探询他同小宣的健康和近况。她仍旧按月汇款。他母亲要他把款子退回去,他没有照办。他收下款子,不用,也不退回,他把汇款领来全部存入银行,而且依照她的意见,存“比期”。他写回信时也提过请她不要再汇款的话。可是她好象没有见到他的信似的,下次照常汇寄。他要她叙述她的近况,她却一字不提,偶尔提到,也仅有“忙”和“好”两个字。他只有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愿写一个字或者做一件事伤她的心。
他有了工作和收入。他接到她的长信以后隔了一天,便到公司去上班了。新来的方主任是一个不太严厉的中年人,对他相当客气,甚至向他说了一番安慰的话。同事们(除了钟老)虽然没有什么欢迎的表示,不过全对他点头打招呼。他心里高兴,因此对那些古怪的译文或者官场公式文章也就不觉得怎么讨厌了。
家中仍旧少有人声。除了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常常是两个星期一次)小宣回来坐坐,吃一两顿饭或者住一个晚上外,就只有他和母亲两个人,有时甚至只有他们中的一个在家。
日子仍旧单调地一天一天过去,无所谓快,也无所谓慢。他只有一种类似“捱”和“拖”的感觉。他没有娱乐,也没有消遣,他连写信和谈话的快乐也得不到。春天并没有给他带来喜悦。但是春天也终于捱过去了。
夏天里他更憔悴了。他的身体从来不曾好过,他的病一直在加重。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持他使他不倒下去。他每天下午发热,晚上出冷汗,多走路就喘气,又不断地干咳,偶尔吐一口带血痰。左胸有时痛得相当厉害,连右胸也扯起痛了。他起初咬着牙在挣扎,后来也渐渐习惯了。捱日子在他说来并不是一件难事。反正他的生活就只是一片暗灰色。他对一切都断念了。他再不敢有什么妄想。甚至德国投降也不曾带给他快乐和安慰。他听见人说日本在一年内就要崩溃,他也笑不出声来。那些光明、美丽的希望似乎都跟他断绝了关系。他觉得自己就象一个衰老的车夫,吃力地推着一辆载重的车子,一步一步地往前面走,他早已不去想什么时候能达到目的地,卸下这一车重载,他也不再计算已经走了若干路程,他只是一步一步缓慢地走着,推着,一直到他力竭的时候。
一天晚饭后母亲忽然望着他说:“宣,你这两天没有什么不舒服罢?怎么你脸色这样难看?”
“我还好,没有什么不舒服,”他装出高兴的样子说。可是他的喉咙不肯帮忙他掩饰,他接连干咳几声。他连忙用手掩嘴。他害怕又象白天那样咳出血痰来。白天在办公时间里他咳了一口血痰在校样上面,虽然他已经小心地揩去了血迹,但是纸上的红点还隐约看得见。
“不过你得当心啊,你又在咳嗽。我看你的咳嗽就一直没有好过,”母亲皱着眉说。
“不,也好过一阵子,不过总不能断根。人一累,就要发,”他解释地说。他自己也知道这不是真话,但是他愿意这样说,他不仅想骗过母亲,同时也想骗他自己。
母亲沉默半天,才叹了一口气说:“其实你不应该去做事,不过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他心里很不好过,答不出话来。他越是想不要咳,越是咳得厉害,一咳就不可收拾,脸挣得通红,泪水也咳出来了。急得他的母亲在屋子里乱跑,又拿开水,又替他捶背。他终于缓过气来。他从母亲的手里接过脸帕揩了脸。
“不要紧了,”他吃力地说,用感激的眼光望着母亲。
“你躺躺罢,”母亲怜惜地说。
“不要紧,等我多坐一会儿,”他沙声答道。
“宣,明天我就去公司替你请一两个月的假。你应该休息。你不要愁生活。实在没有办法,我出去当老妈子,”母亲下了决心似地说。
他摇摇头,有气没力地说:“妈,你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怎么吃得消!这种办法有什么用?受苦的并不止我们一两个,我们不拖也只好拖……”
“这样我宁肯不活,”母亲愤愤地说。
“这个年头死也死不下去啊,”他说了一句,又感觉到胸部的隐痛。病菌在吃他的肺。他没有一点抵抗的力量。他会死的,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很快地就会死去。
母亲呆呆地望着他,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他想到这天在公司里听见的同事们关于肺病的闲谈。那是在吃饭的时候,小潘卖弄似地叙述一个亲戚害肺病死去的情形。“只有害肺病的人死的时候最惨,最痛苦。我要是得那种病到了第二期,我一定自杀,”小潘说,眼光射到他的脸上,话一定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听说有一种特效药,是进口货,贵得吓人,”钟老接嘴说。
“不过并不灵验,而且这种病单靠吃药也不行啊,”小潘得意地说。
“最惨,最痛苦,”他想着,就再也不能把那个念头驱逐开去。绝望和恐怖从远处逼近。他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冷噤(虽然已经是夏天,他还感到冷。他真有一种整个身子落进冰窖里去的感觉)。
“为什么就没有一种人人都买得起的、真正灵验的特效药?难道我就应该那样悲惨、痛苦地死去?”
他绝望地暗暗问自己。
“宣,你早点睡罢,不要再想什么事情,请假的话明早晨再说,”母亲看见他精神不好,脸色黄得可怕,眼光停滞而带恐惧,她暗暗地充满了焦虑,不敢再跟他讲话,便温和地劝他道。
他吃了一惊。他好象从一个可怖的梦中醒过来一样。可是他看看四周,屋子里白日光线才开始消去,楼下人声嘈杂,打锣鼓唱戏,骂街吵架,种种奇特的声音打成了一片。他觉得口干,便走去拿茶壶,倒了杯微温的白开水来喝。“好的,我就睡,”他带着苦笑地说:“妈,你也睡罢。我看你也很寂寞。”
“我倒也过惯了。我横顺是个快进坟墓的人,我不怕寂寞,”母亲微微叹息道。
母亲进了小屋,关上门。他上了床,左胸又在痛,不单是左胸,好象全身都痛。他的脑子十分清醒。他睡不着。街中的锣鼓声和唱戏声仍然没有停止。不知是哪一家请端公(巫师)做法事,那个扮旦角的正唱得起劲。他不要听那些戏词,可是它们却不客气地闯进他的耳里来,搅乱了他的思想。他在床上翻来覆去,越睡越睡不着,越着急,急出了一身大汗。他又不敢把那床薄被掀开。他害怕受凉,也不愿意随意损伤自己的健康,虽然他先前还在想他的内部快要被病菌吃光,他已经逼近死亡。
母亲的房里还有灯光,她不曾睡,她偶尔发出一两声咳嗽。她在做什么?她为什么整年不歇地工作?她换到了什么呢?她的生存似乎完全是为着他,为着小宣。但是他拿什么来报答她呢?他想着,他接连抓自己的头发。
然后又是树生,她的美丽的脸在对他微笑。她嘲笑他,还是怜悯他?她前天还来过一封信,以熟朋友关心的口气问起他的健康和一家的生活情况。她又附寄了汇票来。自然他仍旧把款子存入银行。他写了回信,却始终没有告诉她他并未动用她寄来的款子。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她已经跟他脱离了夫妻关系,这还是依照她的意见办的。那么她为什么还不忘记他?为什么还要按月寄款、通信?他越想越不明白。可是一种渴望被这个思想引起来了。
他一个垂死的病人却有着一个健康人的渴望,这个渴望折磨得他很苦,因为连他自己也明白他的渴望是不会得到满足的,一丝一毫的满足也得不到。但是他又不能抑制它,消灭它。他在挣扎,湿透了的汗衣冷冰冰地贴在他的发热的背上。
“我要活,我要活,”他控制不住自己地叫了出来,声音不高,他的嗓子开始哑了。
没有人听见他的叫声,更没有人理睬他。在窗外响着各种各样的声音,那么多的人来来去去。巷口新近摆起来的面摊上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么(读如夭)师大声叫唤,顾客们高谈阔论。他也听到“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然而那是一个年轻的声音,而且有几个清脆的女性的尖声在叫“买开水!”或者“炒米糖开水,这儿!”现在连卖“炒米糖开水”的也换了人,而且也正忙着。只有他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哪怕他已经接近死亡,也没有人来照顾他。
“我要活,”他还在叫,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他究竟在向谁呼吁呢?他说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