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言
    张悦然出生于八十年代，现在还在念大学，但她已在小说创作的探索中走得比较远了。她的小说不以故事取胜，但凭靠对外在世界和个人心灵的敏锐体察和聪颖感悟，细细密密地串起了一串串梦想的文字珠链，便营造出了一个个五光十色、美轮美奂的奇景。强烈的梦幻色彩使她的小说显得超凡拔俗而又高贵华丽。她的小说，读起来既冷嗖嗖又暖烘烘，既朦胧又明澈，既真切又虚幻。
    这些近似梦呓的诉说，来自青春始端的敏感，来自骨子里的郁悒，来自成长的愉悦与茫然，有时尖利，有时低沉——它们，飞扬而又忧伤。同七十年代人相比，八十年代人成熟得更早。现实的残酷、信息的围攻，无时无刻不在牵引他们的焦灼、辨别与思考。他们没有固定而统一的信仰，所以很早就开始寻找各自心灵的慰藉。这远非一份好的课程答卷、一所较理想的大学那样简单。成年人的友情观、爱情观、家庭观过早地闯进了他们的视野。他们多梦、敏感，很容易受伤，但有时又会表现出惊人的坚强。他们不会情愿过早堕入世俗，所以不会信奉金钱与权势，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爱情。
    所以，张悦然的小说主要是写亲情、友情和爱情。她笔下的爱情，是她用稚嫩而早熟的心灵放飞出去的一只只飘摇而空悬的风筝。爱情成为梦想的惟一附依。这样的梦想在张悦然的小说中顽强而专注。比如《黑猫不睡》中“我”的“拒绝”、《毁》中天使的坚守、《葵花走失在1890》中的“我”的献身，等等。一个固执怀抱梦想的人必然同时也就怀抱了忧伤，因为现实要泯灭梦想，阻绊它们去飞。因而那些臆想中的爱情，开端都很美妙，发展都很艰辛，结局都很悲惨。无论是离别、破碎还是死亡，这都绝非空穴来风，是她们感知到的部分现实。她们可以丢掉梦想吗？答案肯定是不可以。悖谬正在这里：她们的梦幻大多是悲剧。张悦然的笔之所以反复触及到了种种的“爱情悲剧性存在”，因为梦幻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巨大落差，这带给爱幻想的她们浓浓的悲剧感。作者从小就在她的小说中透射出了这种悲剧意识，这很不简单。悲剧意识的确立，如人所言，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清醒，是社会整体乐观情绪的必要补充。相对于社会整体性的乐观情绪，这种悲观无疑是重要而又必须的。而我们也吃惊地发现：张悦然的小说大都是悲剧。刀子一样锋利的语言，珠贝一样闪闪发光的思想，她用小说来营建高于现实的生活，并向这种生活伸出丰富而茂密的心灵触须，她的作品充满了凌越现实的巨大冲动和使人警醒的批判力量。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在别人眼里，她可能生活得很好很贵族。但我们会听到她斩钉截铁地反驳说：我非悲剧，而悲剧永在我心中！
    怀抱爱，怀抱梦幻，怀抱深切的悲楚，这使小说中呈现的他们因充满忧伤而高贵异常。在他们心中，爱高于一切！包括生命。他们坚守着这样的信条，为自己鼓着劲，慰藉并搀扶着自己极易受伤的心。可以这么说，张悦然的小说说出了一代人的希冀与痛楚。他们渴望被理解，被关爱——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学会照看好自己，自己的梦及所信奉的一切，一点一点长大。成长，在我们的小说中是一个言之不尽的话题。尽管爱情对他们这个年龄而言是五颜六色的气泡，苍白易碎，永远不可抵达，永远都在彼岸，不过这没关系，他们在探索、在辨别、在行进，在一点一点步入成年的营垒。其实对任何过来人而言，这些七彩、繁复、记录着少年心跳和痛楚的细节，即便容易覆盖年少时的无忧和伤怀，回忆起来也是美的。所以，张悦然小说的价值在于：记录了敏感而忧伤的少年们的心理成长轨迹，透射出与这个年龄的心力极为相称的真实。这种真实来自这代人的心灵深处，其实并不便于随意示人。他们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向往什么，抵制什么，这些都能在她的小说中找到答案。
    读这些小说，可以看到：张悦然的想象力是惊人的。在少女执著的梦和悲剧意识双重构筑的基座上，想象力将故事弹开，火花一样闪耀着它们迷幻的光。想象力在她有限的实际经验的辅佐下，结下美妙的情节和细节花朵——《残食》中鱼和鱼之间的残杀，以及蓝色鱼妻子“蓝莹莹的舞衣”；《黑猫不睡》中那只无辜黑猫的悲惨遭遇，以及黑猫被毒打后“参差不齐的血淋淋的牙茬”；《毁》中的天使之死，以及天使死去时还握在手中象征爱情的“面值十元的票子”；《葵花走失在1890》中因借助女巫的力量而有了双脚毅然奔赴所爱的向日葵，以及女巫那双有“红色灯丝一样的血丝”的眼瞳；《陶之陨》中陶的爆炸，以及“像极了一道心口的伤疤”的鱼骨纽扣；《赤道划破城市的脸》中我每天都要听的“硬币掉进储蓄罐的声音”；《纵身》中爱看热闹的壁虎；《霓路》中“奔跑时撒了一地”的手链；《这年冬天的家书》中妈妈剥核桃留在手上的“伤痕”……这样的例子在张悦然的小说中比比皆是。想象使张悦然的小说不同凡响，充满了浓浓的诗意。梦幻的气息、想象的气息、诗意的气息兼备于张悦然的小说——这本小说集是优秀的、奇特的。
    她的文字锋利、奇妙、简洁、时髦而且到位。敏感和梦，飞扬的灵感和驾驭语言的熟练技能，显示着张悦然完全可能成为优秀作家的潜质。相对于她自身的年龄和经历，张悦然是出色的。她虽被冠名为“新概念作家”，但其实她已从“新概念”所限定的写作姿态和表现生活的方式中走了出来，已逐步走向“社会化”。《葵花走失在1890》是个标志。让我们看到这个耽于梦幻、沉浸在五颜六色奇想中的小作者，已从强烈的个人化情怀中跳了出来，在走向文化思考，在走向大境界。“我”的爱情所迷恋的对象也已从前卫时尚的少年，走向偏执的、极富个性色彩的成人，这是作者心力所及的范围已有所拓展的表征。这是一个新变化，无疑也是一个新的写作方向。不难看到，张悦然在这个方向上给自己留下的发展空间和开拓另外的发展空间的可能性。
    张悦然小说在中学生和大学生中拥有广泛的读者。如果登陆《萌芽》网站的“论坛?我看《萌芽》”，就会发现她的小说受欢迎的程度。她曾多次被读者评为“最富才情的女作者”、“人气最旺的女作家”，还获得过小说“最煽情奖”。可见张悦然已经在年轻读者中形成了自己众多的拥趸群体。她十四五岁时的小说《诺言角落》、《残食》就曾被《青年思想家》杂志冠名“未来思想家”栏目发表；她的小说曾被《新华文摘》等多种报刊转载，也被多家出版社争相收入各种“青少年作家作品选集”中。
    成功来自她的才情和不懈努力。当然，她的作品也有局限，比如她在小说中过于沉湎于自我，这使她的小说显得很紧缩；她的抒情是“敞开式”的，往往显得缺乏克制，等等。伟大的文学，从不单纯停留在梦幻的层面上，它要涵盖历史，涵盖广阔的现实与责任，涵盖琐碎、艰难而具体的现实人生。
    张悦然的写作刚刚起步，已经取得了如此的佳绩，凭借她极具个性的语言和想象力，随着她人生阅历的不断增加和对社会生活的更深刻的理解，我相信她会更好地处理梦境与现实的关系，更好地处理个体经验和社会性经验的关系，写出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广泛的涵盖性的作品。